设想一个多人任务：有人负责已读不回，有人负责临时发挥，有人负责最后兜底……
——这，就是小组作业。
近日，澳大利亚影子教育部长朱利安·利瑟（Julian Leeser）在大学解决方案峰会上公开表示：“除非有极其特殊的理由，否则各高校应该取消小组作业。”他认为，小组作业会“贬低”大学学位的价值；并且由于总会有做作业的学生，以及坐享其成的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削弱了个人应有的作用。
小组作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如果有，应该怎么做？
“小组作业”（Group Work）或小组学习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一种合作学习模式，通常由教师指定或学生自主组合为３人以上团队，通过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某项作业或任务的学习方式，一般都需要在课堂上进行分组汇报或展示交流，并通过一定方式核定成绩。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对国外教育模式的借鉴，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方式逐渐被引入大学课堂。快速便捷信息技术及各式各样智慧型教室的使用，使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在中国大学课堂中的比例逐渐提高。
然而，当学生真正参与到小组作业中，这种理想化的合作又会出现裂缝。有研究表明，群体规模越大，个体责任感反而越弱，每个人都会默认“别人会处理”，结果往往是集体性的拖延与不作为。以小组作业来说，“消失型队友”几乎是可以预期的现象。
与此同时，分工的不清晰也让合作变得低效。看似是“大家一起做”，但任务边界模糊、责任不明，反而给了“少做一点也无所谓”的空间。于是，有人埋头苦干，也有人悄然“搭便车”。但即便小组内部差异化评分，教师在评分时也会倾向于给同一小组的同学相近的分数，一些“搭便车”的同学依旧可以取得高分。
还有一些小组缺乏真正的共同目标，成员只关注自己分到的部分，对整体效果不上心，也不愿为了配合他人而调整进度。合作表面存在，实则各自为战。久而久之，小组作业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了备受吐槽的“小组作孽”（Group Suffer）。
纵然学生对小组作业有诸多不满，但小组合作的学习模式依旧十分普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学生在小组合作过程中碰壁并不代表小组合作体制本身有问题，其背后是教师与学生对于小组作业的理解差异问题。而正因为学生苦恼于这些问题，才更加证实了小组合作的意义。
| 纳入成绩考核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文件明确，要推进教育评价关键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坚持科学有效，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完善过程性考核与结果性考核有机结合的学业考评制度。
在政策支持下，本科教学朝着倡导以学生为主体、强化过程考核等方向发展，小组作业实际上成为绝大多数课程或教师惯用的一种课程过程考核方式。
保定理工学院教务处发布《关于实施课程过程考核的通知》，认为过程考核应注重对学生知识掌握、能力发展、学习态度等多维度的考量，将“小组讨论”作为考核方式之一。并明确提高过程性考核占比，过程性考核成绩占比调整到30%-50%之间。
| 成为毕业“直通车”
不少高校还将小组作业和毕业设计融合起来，推出“团队毕业设计（论文）”。
2021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布《本科生团队毕业设计（论文）实施办法（试行）》，其中介绍，团队方式是指在教师团队的指导下，针对一个项目或研究领域的设计工作，由若干学生组成一个共同体，合理地利用每一个成员的知识和技能协同工作，解决问题，实现从个人知识训练到团队与个人共同进步的目标，共同完成毕业设计（论文）的一种合作模式。
随着交叉学科不断受到重视，团队毕设也加入了交叉融合的元素。南京财经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早在2016年就鼓励“跨专业、跨学科的学生”组成团队进行毕设。
2025年，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在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背景下，推动试行本科生联合毕业设计管理办法，联合毕设是学校与不同高校、企业或校内不同专业间，组建联合指导团队，围绕复杂工程问题或综合性课题，共同指导学生完成本科毕业设计的协同育人模式。
从跨专业、跨学科，到跨校企单位，团队毕业设计这个“小组”愈加壮大。
| 实现精准帮扶
2025年，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组织申报2025-2026学年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学习小组”。学生根据兴趣自愿在学院内，以班级、社团、宿舍等单位成立学习小组，除2025级同学外，规定学习小组成员应有至少一名排名位于班级后30%或上学年成绩存在不及格的成员。
小组成立后需要进行为期一学年的运营，以“全员无挂科，基本达成学习目标”为考核合格的最低标准，学院依据考核等级给予相应的经费支持。
澳大利亚影子教育部长朱利安·利瑟在呼吁“取消小组作业”的同时，也另外呼吁“重新思考评估方式，重点在于我们是否真正、公正地根据个人的实际表现对个体进行评估”。可见，相比聚焦于“是否合作”，更重要的是关注“如何被组织及评价”。
对学生来说，小组作业既然很难靠“自觉”自动运转，那么就应把任务真正拆开、细化到人，并在过程中根据进度不断调整，达到及时沟通、共享进展、互相兜底的良性合作。
小组作业虽是学生做，但处在另一端的教师，却拥有着优化的“权力”。对教师而言，有意引导分组方式，避免自由组队演变成“熟人抱团”；评价标准也不应只停留在最终成果上，而要把讨论记录、分工落实、阶段进展等纳入“过程评分”，让每个人的参与都有迹可循，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2025年3月，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理学硕士项目2025届毕业生樊萍、程诗云、吴东方三人合作的研究成果论文在影响因子4.0的SCIE期刊Frontiers in Nutrition上发表。这篇论文研究最初只是全球健康硕士项目课程“生物统计与流行病学II”的期末小组作业，在任课老师的启发与指导下，三名学生将作业成果进一步打磨并投稿，历时11个月最终在SCIE刊物正式发表。
这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小组作业本身并非问题的终点，它仍然可能成为从课堂任务走向真实学术产出的起点。关键不在形式，而在于形式是否被更清晰地组织、被更公平地评价，以及能否真正激发出每个参与者的投入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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