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27日，93岁高龄的翻译家李文俊静静地离世。临别时，张佩芬泪眼朦胧，困惑地四下张望，低声喃喃道：“他去哪了，我该怎么办？”这对携手近70年的夫妇共同度过了无数岁月，李文俊成为了福克纳的专家，而张佩芬则为中国读者介绍了德国作家黑塞。她深知回忆是永恒的，于是她安慰自己：“我始终不觉得他离开了，他只是去小菜场买菜去了……”
1952年，李文俊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凭借大学时已出版的两本译作，他被分配到中国作协。告别了繁华的上海，带着对北京文化的无限向往，他充满了憧憬和决心。恰逢作协决定重启鲁迅先生创办的《译文》杂志，他幸运地成为了创刊者之一。初到编辑部，李文俊便见到了他曾向往已久的萧乾。那天，萧乾手持烟斗，拍着李文俊的肩膀，亲切地说：“一见如故。”
展开剩余82%萧乾笑容满面、热情洋溢，在他的引领下，李文俊认识了冰心、杨宪益、钱锺书夫妇等文学大家。深夜里，众多文学巨匠仍与他一起探讨，研究前人的译作，李文俊逐渐跳出了局限的视野，开始接触更广阔的文学天地。
此时，工作中的热情与爱恋交织在一起。某次单位组织的晚会中，同事张佩芬为他唱了一曲《清平调》，那动人心弦的歌声从此在他心头久久回荡。张佩芬比李文俊小三岁，毕业于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她秀丽聪慧，灵动自然，由于最年轻，大家亲切地称她为“小鬼”。两人都是来自上海，朝夕相处，日渐亲近，渐渐成为大家眼中的“金童玉女”。
热恋期间，他们一起夜校学习俄语，在星光下，张佩芬如同一朵娇艳的玫瑰，芬芳扑鼻，充满了青春的风采。1955年底，他们的小家庭迎来了新生命。张佩芬家庭殷实，嫁妆里有许多古玩，这些小物件激发了李文俊对收藏的兴趣，也为他日后的爱好埋下了伏笔。两人住在作协的集体宿舍，萧乾成了他们的邻居，透过窗子，时常能听到《弥赛亚》的西方乐曲飘然而至。
在这个温馨的小世界里，李文俊开始翻译西方小说，精神焕发，尽管工作繁忙，但始终不忘与张佩芬共度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政治运动的到来打乱了这一切。1958年，李文俊被送往河北怀来参加劳动，面对荒凉的乡野，他不禁高声唱起俄罗斯民歌《伏尔加河上的船夫曲》。此时，他的思绪飞回到与张佩芬一起学俄语的那些时光。每天盖房、挖井，他的脑海中常常浮现如何保护她、让她不受牵连的念头。
张佩芬也同样为他竭力呼喊，在遇到困境时，她总是毫不顾忌地为他叫屈。随着文坛气氛日益紧张，李文俊无辜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在一次会议上，领导宣读了他的“罪状”，张佩芬心急如焚，故意摇动椅子，以此来表达她的不满与抗议。李文俊小心翼翼地关注着她，生怕她说错话，他时常借口倒水、踩脚、递纸条提醒她应言辞谨慎。那时，他根本没有听清自己被指控的内容。
回忆那个特殊的年代，张佩芬曾说：“若不是他，我肯定不知道要戴多少顶帽子！”1970年，李文俊和张佩芬被下放到河南干校，与钱锺书夫妇分在一起，张佩芬与杨绛成为了舍友。杨绛已经60岁，张佩芬便主动帮她打水、扫地，收到来自上海父母寄来的奶糖和巧克力时，总是与杨绛一起分享。然而，杨绛总是舍不得吃，反而偷偷藏起来留给钱锺书。
李文俊和张佩芬在两位前辈的影响下，默默地传递着心中的誓言，彼此扶持，相互信任。即使在黑暗的岁月里，他们依然带着笑容，勇敢前行。多年后，李文俊翻译了一位美国诗人的作品《群星在紫光中旋转》，他不禁回想起那些艰难时刻，依然陪伴在他身边的妻子和朋友。诗中有几句写道：“当所有别的星摇摇欲坠，忽明忽灭/你的星却钢铸般一动不动，独自赴约/去会见货船，当它们在风浪中航向不明。”
1976年，随着工作的恢复，外国文学进入了“荒漠期”，需要大量的翻译和引介。李文俊从英文资料中发现了德语作家卡夫卡，他迫不及待地将卡夫卡的经典之作《变形记》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并由张佩芬对德文部分进行校订。然而，由于卡夫卡的作品带有孤独和荒诞色彩，完全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气候，他们不得不以“批判性介绍”的形式进行包装，最后冒着风险发表。
1979年，《变形记》终于在《世界文学》上发表。出乎意料的是，这部小说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许久未见的文学热潮迅速引爆，读者们争相阅读。余华曾回忆道，《变形记》让他顿悟，卡夫卡为他指引了文学的道路。李文俊作为中国第一位翻译卡夫卡的译者，开始在读者中广为人知。
随着文学气候的变化，李文俊翻译了美国作家福克纳的作品，而张佩芬则深入研究德国作家黑塞，两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开辟了新的天地。福克纳的作品因其复杂的结构和语言的挑战性而著称，李文俊始终没有退缩，他勇敢地迎接挑战。而张佩芬也开始翻译黑塞的经典中篇《悉达多》，夫妻二人在这条文学之路上互相激励，共同奋斗。
在平凡的日子里，他们相伴翻译，或沉思，或奋笔，日子既充满了欢愉，又浪漫无比。翻译疲惫时，他们便一起聆听古典音乐，李文俊因自幼受到音乐熏陶，常常能启发张佩芬，使她的翻译语言更加优雅、流畅。
1984年，李文俊翻译的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出版，迅速引发了市场的热潮，而张佩芬也成功翻译了《黑塞小说散文选》，为中国读者带来了黑塞的珍贵遗产。此后，他们继续携手前行，逐步推出了《押沙龙，押沙龙！》和《福克纳随笔》等作品，李文俊在福克纳的文学世界中越走越远。
而张佩芬也没有停下，她在七十多岁时仍在翻译和研究《黑塞研究》，成为该领域的权威。夫妇二人共同书写了中国翻译史上辉煌的一页，成为翻译界的双璧。
晚年时，李文俊最享受的时光就是从张佩芬手中接过钱去买书，收藏各种奇珍异宝。家中的书架上摆满了古董瓷器，尽管大部分是赝品，张佩芬依然笑呵呵地支持他。他在书桌上翻阅书籍、写作，她则默默叠衣服、整理日常，一起共享那份“永恒的愉悦”。
然而，最终，告别的时刻到来了。一个宁静的夜晚，李文俊悄然离世。张佩芬悲痛欲绝，但她坚强地告诉家人：“你悲伤是没用的，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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